江國慶遭冤死案，針對軍方相關失職人員等的咎責，雖經特偵組偵查終結，卻因追訴權時效已過，所有人等也因此必須為不起訴處分，而只能交由監察院為是否彈劾的處理。如此的正義伸張，果能讓冤死者瞑目？
在民國88年之前，《軍事審判法》將軍事審判權歸屬於統帥權之下，由當時的司令為指揮，可能是破案心切，竟將此案交由不具司法警察身分的反情報人員為偵辦，不僅非法拘束人身自由，並以各種方式為逼供取得被告自白，而唯一的補強證據，竟只是來自於一紙沾有鼻涕，卻被指為有被告精液的衛生紙。而在當時的法制下，軍事審檢機關不僅同隸屬於司令部，且所有的判決書與起訴書都必須於事前送司令核閱，並採取一審一覆判的速審結構，再加以《軍事審判法》的程序保障不足，審理過程的草率性，早已預示著誤判的可能性，只是在江國慶的案子裡被發揮的「淋漓盡致」。
人已槍決卻難懲失職
在面對軍方這種為求破案、不擇手段的辦案方式，不僅無視於法制，更是一種嚴重殘害人權的犯罪，惟這種結構性犯罪，就第一線執行者而言，在軍方極端封閉的體系，且江國慶早已草草被槍決下，欲找出刑求的證據有其困難。即便能證明，但由於《刑法》第125條第1項的濫權訴追罪的處罰對象，僅限於法官與檢察官，不可能包括反情報人員，僅能退而以傷害罪處，而因此案發生已近15年，早已過了追訴權時效，即便有罪，恐也無法訴追。而若欲以殺人罪起訴，由於江國慶之死，還有軍事檢察官的起訴、法官的審判、司令官的核准死刑等過程，在人人有分下，必然造成相互卸責、責任分散，而陷入無人可為咎責的窘境。
至於上級將領的責任，恐更難追究，因位居高位者不可能親自動手，且也不會笨到以書面的方式要求下級為刑求，因此，欲證明其有下令之事實，更是難上加難。即便已經出事，由於曾身居高位、位居要職，也可以將責任推給部下，而得以隱身幕後、高枕無憂。
針對結構性的殘害人權犯罪，往往受限於既有的法律框架而無法訴追，也因此，在1998年的《羅馬規約》第29條，即明文殘害人權的犯罪，不適用追訴權時效的規定；同時，依據《羅馬規約》第33條第2項，對於殘害人權的命令乃屬明顯違法，下級公務員並無服從義務，若服從而仍執行，即不能以一句「依上級命令」或「依法行政」而為免責；至於上級官員，據《羅馬規約》第28條，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，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，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，即便視而不見、坐視不管，也難辭其咎。我國雖非此規約的簽署國，卻必須將此精神藉由立法而為具體化，以來實現人權的普世化價值，只是在未為立法前，司法者基於罪刑法定，也只能望之興嘆。
江國慶案，檢方雖已認定是誤判，惟相關失職人等，或因罪證不足、或因時效，必須為不起訴處分，而只能交由監察院處理，但在懲戒時效亦只有10年下，此等人員也將因離於時效，而躲過懲戒。若果如此，當初因此案升官加爵者，依據現行法制，竟無法可治，正義伸張竟是如此不堪、如此廉價，江國慶必將繼續含冤九泉。
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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